新时代的历史面向
山东大学成仿吾英才班 刘凯然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那么，什么是新时代、怎样看待新时代就成为了理解中国当今现实和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角度和层次。
古人云：“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
本文拟用历史的眼光，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待和回答这一现实问题。
中国拥有五千年悠久灿烂且从未中断过的辉煌文明，中华民族自古就以这样的文明而自豪。然而，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之下走向衰微。迨至“五四”，国力之羸弱使青年学生喊出了“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的悲怆激愤的口号。与此并行的，是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地、激烈地反对传统文艺，强调必须以口头语言（白话）来进行创作。”之后的知识分子高呼“打倒孔家店”，倡导“全盘西化”。反对传统、批判传统、告别传统，成为了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行动指针。
这一历史思潮，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这样一种思潮的影响下传入了中国。正如中国人迅速地接受历史进化论以代替“分合治乱”的历史循环论一样，中国人同样非常迅速地接受了与中国传统思想“毫不相侔，甚至互相冲突”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剩余价值理论。李维汉回忆到：“我们...对于书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前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
都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送来的马克思主义是诞生于大工业发达的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送来的列宁主义是实践于已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列的俄国的列宁主义，二者与中国实际有着天然的差别，这种差别必然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怎么解决这个矛盾，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关于这个矛盾，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有许多具体的体现。如中国应该走怎样的革命道路的问题，“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土地革命，其中包括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再如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强调与工农兵的一致和结合，包括对民间形式以及传统的高度评价，构成了这个‘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问题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在矛盾运动中的具体产物，在这个矛盾运动中，不是一方打败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双方互相让步、互相妥协、互相改造，没有这样的让步、妥协与改造，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中国革命也正是在这样的矛盾运动过程中走向了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矛盾依然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对于“苏联模式”的照搬，脱离实际的“左”的错误的蔓延，都是这个矛盾的突出体现。不顾个体小农经济在中国存在两千多年这一基本事实而一味提倡一切公有，不仅不能使人们在共同劳动中萌发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反而会由于资源的短缺和权力的不均使得人性中自私、懒惰和丑恶的一面暴露无遗；不顾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统治两千多年这一基本情况而坚决地用“无产阶级文化”“冲击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样冲垮的不是所谓“封建残余”而是中国人两千年来的思想根基，从而建立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只会沦为空洞的政治教条和呆板的意识形态说教。这是容易理解的，既没有大工业的高度发展，又没有基督教的文化基因，就这样生搬硬套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存在的物质生产和精神道德问题，又怎么能不出现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的问题呢？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曲折，中国共产党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矛盾。于是，回顾中国传统、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当下中国基本国情的应对之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也是由此发端。在这一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之下，中国于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道路，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可以看出，“新时代”的定义是围绕着中华民族、中国特色、中国方案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前者是中国，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前者是特殊性，后者是普遍性。这个“新时代”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中国传统相结合的程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话，那么，实现这个梦想就一定要坚持中华民族的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只有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特征鲜明的个体而存在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具有主体意义。从马克思主义自身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在每一次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才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否则，就是教条。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价值观念上有深刻的相通之处。首先，在总体理想上，一方是共产主义，一方是大同；其次，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主张道义经济；第三，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格外强调实践，强调知行合一；第四，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强调辩证法。这样的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在中国扎根，同时也为我们今天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带来了一些启示，并且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存。
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之间的关系，即使如前文所言是在矛盾运动中的互相让步、互相妥协、互相改造的关系，但是，仍有一个问题始终需要我们回答，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在当今的中国何为主何为次？从哲学的角度讲，我们既要承认矛盾双方是同时存在的，也要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对于后者，笔者以为，可以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来做一分析。
李大钊说“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地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如李大钊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他们希望用马克思主义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即是说，中国传统、中国实际是主，马克思主义是次；解决中国的问题是目的，马克思主义是工具。因此，只能让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国情，而不能让中国国情强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规定。前者能够成功，而后者只能失败。
现在也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用中国传统、中国实际去消化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主义为我所用。当然，这种影响是相互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必然是“化中国”的过程。但是，后者必然以前者为前提，改造中国必然以理解中国、适应中国为基础。否则，就是盲目地改造、胡乱地改造，就是脱离实际的盲动。
历史地来看，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直至发展到今天，已经被打上了浓厚的、不可磨灭的中国印记。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愈加地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在现在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光明前景。用马克思主义这一从西方引进的思想有效地实现本民族的复兴，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国实际的矛盾运动中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图中人物系本文作者）
（文/刘凯然 编辑/赵宸 审稿/董沐夕）
